起你。”
她特意加重了“护士长”三个字的语气，仿佛在刻意提醒我，我不过是个照顾人的角色。
就在这时，李明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手里举着CT片，满脸兴奋地喊道：“妈！
赵阿姨联系的专家说爸爸的情况还有转机！”
二十二岁的儿子完全没察觉到病房里诡异的气氛。
“什么专家？”
我皱起眉头问道。
“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的肝癌专家团队。”
赵晓嫚从爱马仕包里拿出一张支票，上面的数字长得像电话号码。
“全部费用我来承担。”
她说得云淡风轻。
我盯着那张支票，不经意间瞥见她病历本下露出的一角纸张。
我的心猛地一紧，那竟然是一份离婚协议书，上面有李建国的签名，日期正是他上周声称“去做检查”的那天。
“但有个条件——”赵晓嫚红唇轻启。
“不需要什么条件。”
我打断她，弯腰捡起地上的毛巾，“我是他妻子，医疗决策由我做主。”
赵晓嫚轻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：“恐怕未必。”
信封里是一份公证过的医疗委托书，李建国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签字授权赵晓嫚作为他的医疗决策人。
看到那熟悉的笔迹，我的手指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。
二十年来，我见过太多次李建国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看到他签在这样一份文件上。
“妈？”
李明困惑地看着我们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
我强作镇定，“你先去问问张医生关于那个专家团队的事。”
等李明离开后，赵晓嫚凑近我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放弃吧，林秀英。
二十年前你抢走的东西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中。
自从李建国住院，这个曾经充满温馨的三居室变得异常冷清。
我机械地热了杯牛奶，却一口都喝不下去。
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医院发来的消息：李建国的血检报告显示他的肝功能正在进一步恶化。
我盯着屏幕，猛然间想起了什么，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快步走向阁楼——那个我们用来堆放杂物，几乎不曾踏足的地方。
灰尘在灯光下肆意飞舞，我捂住口鼻，在阁楼里翻找着李建国大学时代的物品。
在一个落满灰尘的画框后面，我找到了那幅《白月光》油画。
那是二十岁的
